1944年桂柳会战为何节节失利？

1944年9月至11月的桂柳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豫湘桂战役后期重要战役，会战区域在广西，属于张发奎第四战区作战范围。

1944年8月26日，蒋介石令第93军军长陈牧农固守全州，并按坚守3个月的需要准备粮弹、器材。9月8日起日军进犯，而陈牧农于13日即早早撤退，导致全州失守，数不清的枪支、弹药以及粮秣等物资付之一炬。桂林当局下令城内疏散，剩下的城防司令和下级官兵却大发国难财、敷衍布防、掠夺财物、放火烧屋，导致桂林一片混乱。面对广西的危急状态，张发奎对占领桂平、蒙墟之敌实行反击，但增援的敌人突破了中国军队阵地，让国军被迫后撤。另外，在桂柳二城防御上，白崇禧的布防调整方案有徇私之嫌，粤系第62军暗中弃城逃跑，至此桂柳会战失败。

会战的节节失利，不仅使大西南门户洞开，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也反映出抗战后期国民党中央及粤桂地方派系矛盾，国民党军队上层的徇私、腐败，国民党军作战意志消沉并与民众脱节等诸多方面的严重问题。

1944年桂柳会战述略

豫湘桂战役（日方称“一号作战”）是抗战后期中日之间一次大规模的较量。战役涉及广西、湖南、河南、广东、贵州数省，是一次全局性的，对军事、政治、经济、人心士气、国际关系都具有深刻影响的重大事件。同时牵动了中（国、共）日美三国四方，对抗战后期的中日双方及战后中国的走向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关于豫湘桂战役，国内学者的研究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二卷“战时军事”第十章“豫湘桂大溃退”（王奇生撰），沈岚著《豫湘桂会战——正面战场抗战启示录》；论文有20多篇，其中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刘贵福《论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失败原因》、韦勤《豫湘桂战役失败对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之影响》、李刚《豫湘桂会战之黔南作战》、贺怀锴《蒋介石与豫湘桂战役》、姚江鸿《国共两党对日军“一号作战”的研判与因应》等篇具有代表性。台湾地区有阮大仁、傅应川等著《一号作战暨战后东亚局势的影响》，台湾地区“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邹琮隆的硕士论文《1944年豫湘桂战役之研究》。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一号作战》有河南、湖南、广西作战等分卷，从日方角度对此役有详尽述论。

桂柳会战为豫湘桂战役后期的重要阶段，会战区域在广西，属于张发奎第四战区作战范围。但广西一向是桂系的地盘，会战期间蒋介石不时直接指挥，白崇禧干预较深，张发奎也敷衍应付，对战役的失败均负有重要责任。而会战的节节失利，使整个豫湘桂战役蒙上一层阴影，导致大西南门户洞开，重庆震动。正面战场的一败涂地，使国民党军政当局颜面尽失，在国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全州不战而退

桂柳会战自1944年9月至11月，历时3个月。日军为严重打击中国抗战力量，扭转在整个亚洲战场的不利局面，于1944年4月至12月，对中国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沿线发动了自侵华战争以后最大的一次攻势，即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的“一号作战”，桂柳会战为“一号作线之三”。日军纠集约10万人马，由冈村宁次指挥，从湖南、广东、越南三个方向向广西进攻，来势凶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尽力察知日军企图后，鉴于兵力处于劣势，逐步制订了内线作战计划。”

在张发奎的一再请求下，中国方面投入桂柳会战的先后有9个军，但其中半数是湘粤赣败退下来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本战区兵力虽号称为九个军，类皆久战之余并转战数千里，每军兵员均仅及四分之一，疲敝已极，恐殊难负重任；尤其士气不振，一般缺乏信心。”蒋介石、张发奎令从重庆大后方新调来的中央军嫡系第93军守卫黄沙河、全州，原桂系的第31军、第46军守桂林、柳州，粤系第64军应对沿西江来犯之敌，另外还有从湖南战场撤退下来的杨森第27集团军部队逐步控置在柳州附近。

第93军军长陈牧农，湖南桑植人，黄埔一期生。该军所辖新编第8师和第10师8月初从綦江出发，沿着川黔公路步行经过桐梓、遵义到达贵阳，接着又经龙里、独山到都匀，在都匀改乘火车后，最终于8月底抵达全州前线。“九十三军由四川开往广西时，沿途拉夫扰民，到处殴打百姓，在贵阳市架起机枪同保安部队斗殴……陈牧农治军怠忽，又不积极备战，有些军官竟用汽车运载物品去重庆图利，这些物资不是盗取国有财产，就是从湘粤的商人、难民手中压价买进的，也有强行扣留、明夺暗抢来的。”

位于广西东北角的全州为湘桂线湖南进入广西的咽喉要冲，是守备桂林、柳州不可或缺的屏障。大敌当前，蒋介石、张发奎均对防守全州寄予厚望。8月26日，蒋介石亲电陈牧农，令其全力固守全州，按坚守3个月的需要准备粮弹、器材。并饬先由后勤部门拨足两月基数的粮弹。此时日军的攻势不断逼近。9月7日，全州东北方紧邻广西的湖南东安、零陵两处要地失陷，全州即将面临大战。当日蒋介石又电告陈牧农“业饬军政部照发”“该军补助工事费五十万元”。9月8日，日军沿湘桂路两侧向广西急进。9月9日，蒋介石再电张发奎，告以“全州应死守。至粮弹器材之屯备，限维持约三个月之用，作战三个月后，准备以空投补给”。10日3时许，数千日军开始向全州东北三十里处的黄沙河守军猛攻。12日，又分三路进攻全州外围阵地，“激战竟夜”。鉴于战况激烈，蒋介石降低要求，致电张发奎表示，93军“留一部坚守全州，不得已时节节抵抗，支持两星期以上时间，主力转移桂柳方面。”“黄沙河方面，仍须督饬努力支持为要”。然当日军第13师团的一个联队于9月13日推进至黄沙河附近时，陈牧农即决定放弃全州。14日，陈牧农向军委会林蔚电告称：13日敌我“形成对峙。入晚，全线向我进攻”“储弹因铁路失效，汽车不到，难望抢运”，除抢出一部外，“余均彻底爆破”。至此，陈牧农才强调“全县地形，固守、野战均多不利”，为保持会战力量，于13日晚“脱离敌军西退”。可惜在抗战后期军火运输极其困难的阶段，这些预储足够两个月作战的械弹器材竟在数日之间即被付之一炬。“全州是国军的西南补给点，堆积的枪支、弹药、大炮、机枪、被服、粮秣以及各种物资，原料、美制汽车汽油，多到数不清，还有机械化的杜聿明第五军的后方仓库物资也堆积在全州，九十三军这一撤一烧，损失得一干二净。”九十三军都是美式装备，卡宾枪冲锋枪，“他有最精良的装备却不能去争取胜利”。

得知陈牧农未经像样抵抗即临阵后撤的消息后，蒋介石极为震怒，14日即向张发奎发出“极密”电：“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不奉命令，擅自撤退，放弃全州重要据点，着即就地枪决，以重法纪。此令，蒋中正。”（图1）

图1：蒋介石令张发奎就地处决临阵擅自退却的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的手令

桂林“疏散”与反攻蒙墟

全州一失，广西东北门户洞开，沿途已无险可守，日军可直捣桂林。桂林平时人口10万人左右，但在长沙沦陷后，大量难民逃难来此，人口急增至五六十万人。6月时当局已对各机关团体发布了一次疏散命令，这时再次下令疏散，城内只剩下军人。省主席黄旭初于14日上午率省政府人员撤离。桂林决定疏散时，原计划是留市政府、警察局在城内维持秩序，协助守备部队作战，每户留壮丁一人在家看守私人财物。而紧急疏散时，白崇禧特准其亲信市长苏新民、警察局长谢凤年疏散离城，因此城内只剩下守备部队。守城官兵纪律松弛各打主意，城防司令韦云淞、军长贺维珍、师长许高阳等，领得全军三个月薪饷及主副食费后，90%送回家里，只带10%经费入城，已准备桂林失守发国难财。下级官兵则每晚四出去民房翻箱倒柜，搜寻财物。由于城防费大部分被克扣，全部防御无铁丝网，无照明设备，仅阵前敷设少数地雷。日军尚未攻入，桂林已一片混乱。据《扫荡报》记者南宫博记载，昔日美丽繁华的战时省会已成火灾与抢掠之地，大街两侧的民房已明显遭到洗劫，家家户户大门敞开，店铺之货物被掠夺一空，部分剩余货物弃置于地，只有军车在马路上奔驰。市民在9月12日被限期3天强制疏散出城后，白崇禧指示守城当局，凡是妨碍射击的房屋，必要时都可放火烧掉。9月17日，日军刚占全州，夏威即下令烧屋，大火烧了几天几夜，房屋毁损过半。桂林有城墙、多山洞，本有较好的防守条件，但守城官兵与地方官员状态如此，战事结局可想而知。

本次会战，美军空军对日军构成一定威胁，作战期间，每日平均出动80架次飞机对日军进行空袭，极力阻止日军的攻势。从广东向西攻击的日军第104师团川上大佐部队在向梧州进军的途中，也处在美空军的威胁之下。但日军发现，美机多是用机枪扫射，几乎没有轰炸，而且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来袭，一次是上午9点，一次是正午前后，一次是日落前，每次30分钟左右。日军因此改采用夜间行动为主，白天则在美机空袭时躲进山中。至9月22日，日军“川”挺进团攻陷粤西江进入广西的门户、桂东重镇梧州。就日军而言，“梧州是广西东部省界的重镇，是第二十三军进攻的主要目标，迅速攻下梧州，对中国军精神上打击极大……对日军的士气则有激励作用。”但日军占领梧州后，仍遭到美空军袭击的威胁，敌航行在西江的船只，频频遭受空袭，梧州市区也遭受轰炸引起大火，这些飞机是从梧州西约80公里的丹竹机场起降的。日军乃决定尽快攻占丹竹机场。敌川上大佐部队9月24日自梧州出动，到达丹竹后，击溃了守卫机场的中方第135师405团，于28日傍晚攻占丹竹空军基地。因为抗战后期美军空军的参战，在中国战区逐渐夺取了一定的空中优势，一定程度扭转了地空不能配合、对日军作战一直处于劣势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国军”的依赖心理。“国军多养成依赖空军惯性，一缺乏空军协助，战斗即感觉困难，当衡阳及桂柳以东之战斗，国军因受盟机之充分协助，战斗进行容易。迨桂、柳机场破坏，盟机撤至滇、黔后，国军战斗遂行困难。”

自此，日军对桂林、柳州形成夹击之势，广西全境处于危急状态。

面对这一局势，张发奎认为：由西江入侵之敌对桂柳背后威胁太大，柳州是战区的中心，在兵力使用上无法在桂柳同时进行主力作战。据此，决定对占领桂平、蒙墟之敌实行反击，以解除后背之围。对此次反攻作战，张发奎甚为激动：“这是我第一次向日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也是我第一次指挥空—地联合作战，美国低级军官、士官、士兵加入了我们的前线部队，他们配备了无线电台，所以能引导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机，这些美国人很勇敢，美军飞行员也很勇敢，他们低飞轰炸敌军，在能发现敌军时，战果十分辉煌……简言之，美国人给予我们热忱的支援。”蒙墟反击战自10月19日拂晓开始。“中国军在优势美空军及炮击支援下猛攻而来。敌军兵力开始时可能有二至三个师，从西南方向对蒙墟进攻。”19日即突破日军第一线阵地，20日攻占蒙墟，敌独立混成第23旅团步兵第129大队长野野木受重伤。

23日夜在桂平西南的新安山逆袭战又消灭敌步兵第130大队一个中队，击毙其中队长，敌仅20多人逃脱。25日夜，敌独立混成第23旅团部队及前来增援的敌第22师团1个中队对进攻桂平的中国军队实施反攻，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国军的攻势受挫，被迫后撤。

图2：1944年桂柳会战示意图

桂林、柳州的沦陷

对于桂林的防守，第四战区自8月起即开始利用多石山岩洞的地形修筑坚固工事，制订了第31、46军4个师布防的守城计划。但在9月13日的军事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要将其改为在城外野战、攻势防御的作战方案，将原定守城的4个师减少为2个师，175师、188师两个主力师临时决定抽调出城，原来构筑的较为完善的城防体系就出现防线长、兵力少、战力弱的状况，桂林城内的防守力量大为减弱。尤其是在大战一触即发之时，白崇禧的布防调整方案有徇私之嫌。调出城外的将领，第46军军长黎行恕长期任白的幕僚长，关系很深；第31军副军长冯璜是白的亲信，本该随部守城，突然被任命为第六军分校主任，合法离开；188师师长海竞强，是白的外甥；175师师长甘成城是夏威的姨甥。这样明显作弊，引致全军哗然，留守部队感到受骗上当，士气大受影响。

11月4日，日军对桂林发起全线攻击，初以城北为攻击重点，因31军阚维雍131师部队奋勇抵抗，敌不得逞。日军对漓江东岸七星岩守军据点施放毒气，守军800多人惨死岩洞。敌乃改以河西岸阵地为攻击重点，该处守军为补充师的新兵，未能阻击敌之渡河，敌后以沿江阵地为立足点，逐步向城内扩大战果。守城司令韦云淞见势不妙，于10日与31军军长贺维珍、170师师长许高阳突围而出，131师师长阚维雍闻讯，交代副师长、参谋长掌握部队后，愤而拔枪自杀。11日桂林失陷。韦云淞给上峰的报告却说是阚维雍请求突围未获批准，援兵又未至，故而自杀：8日，“阚维雍目睹东北西各据点守备部队一连复一连、一排复一排全部牺牲于敌步炮、火烧、毒气、战车联合攻击之下，认为战局严重，一七〇师系后调师，战力无突围力量到部，请求一三一师所余半数兵力突围，职未许可。佳申（9日），战况危殆愈甚，阚复来部请求突围，职以未蒙长官核准，仍不许。在职部耽延后，即转回师部，以手枪自戕。惟该师长甚得军心，一旦自戕，益陷战局于不可收拾之地。”

柳州本来就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城中心在柳江北岸，四战区的指挥部在柳江南岸，平时要靠渡船过江，一旦日军由北面的桂林、南面的桂平夹攻而来，将无路可退。最初是布置粤系黄涛第62军守柳州，第62军是从湖南衡阳失守后撤退下来的部队，一万多人此时还剩七千多人，整补不足，士气欠佳，将领畏战。接受任务后，该军参谋长许让玄向黄涛建议，表面做出死守柳州的姿态，暗中做弃城逃跑的准备，计划在日军接近柳州约一日行程时，就派人在城内四处纵火烧屋，谎称是汉奸在城内响应日军，即借机撤出柳州。经黄涛同意后，许将此计划通知151师、157师师长，着他们准备放火的汽油及人员。到11月上旬，柳州南面的外围重要据点武宣告急，许让玄借机向张发奎提出将157师三千多人调出柳州增援武宣，得张同意。11月9日，又以武宣、柳州间的石龙情况危急，从柳州调出剩下的四千多人。至此，粤系第62军全部摆脱了死守柳州的任务。张发奎最后将柳州防守的任务转交给杨森第27集团军第26军丁治磐部，但告以战况不佳时可不必死守。丁部本也无心恋战，在日军接近时，稍作接触即后撤。柳州也于11日失守，桂柳会战终告失败。

桂柳会战失利的原因

桂柳会战失败，不单纯是军事上的问题。战后第四战区在《桂柳会战之经验及教训》中就敌我双方在作战指导、一般战术及我方军政、军民关系、陆空军协同、通讯联络等方面问题，总结了近40条。有些看法还是颇有见地的，也反映出国民党军队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如关于军政、军民关系，我方“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遗憾”“各地方团队虽间或协助国军作战，但往往有劫取国军搜索、斥候枪支情事，致军队对派遣斥候有所顾虑”。而日军方面反而能够“利用中国民众运输粮弹，故虽道路破坏，仍可继续攻势，锐意前进”。敌“配属大量民夫及伪军，一方面加强运输，一方面虚张声势”。更有甚者，是如前所述，少数桂系将领私心较重，临阵退缩，保存实力。11月17日，当桂柳惨败、后续仍极为堪忧之际，张发奎致电蒋介石称：“各将领中忠勤尽职者，固不乏人，而昧于大势，规避战争者，亦不鲜其例，颓风所播，战意潜销，试一检讨各军战绩，除确因转战过久，实力耗损无法达成任务者，尚堪原谅外，如四十六军则参战最晚，人员武器亦较他军优越数倍，最后宜山正面如再不使之坚强抵抗，不仅不以服苦战之袍泽，且无以对输械之盟友，及接触不及两日，损耗亦不严重，居然自相惊扰，避开正面，致宜山垂手陷贼……职戍桂五年，虽明知部队疆界太严，风气太坏，而仍委婉迁就，谓可终济时艰，不料诚信未孚，贻误滋大，深负钧座期许，亦职所不能已言者。现金城江重要物资山积，沿线难民死亡载途，目击疮痍罪戾曷极。”请蒋介石指示机宜。蒋介石在此电呈稿上授张发奎：“以全权整饬军纪，凡不从命令擅自撤退之主管长官，应就地正法为要，一切由中名义行之可也。中正。”

图3：张发奎向蒋介石报告桂柳会战失败原因及蒋介石令其全权整饬军纪的手令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国正面战场的这次大溃退在国内外引起不良影响。开战之前曾到桂林指导防务的史迪威即认为，中方的指挥能力堪忧，同时认为指挥的中枢远在重庆，势必影响对前线作战的指导。战事的演变证明史迪威的担忧不无道理。张发奎在后来的有关回忆中，虽然肯定了当时的战术指导，但也认为由于士气衰落、交通状况恶劣，指挥官缺乏必胜信念、旺盛精神，致使“虽有完善计划及部署，无法遂行战斗。”

桂柳会战之后，张发奎奉命率夏威、邓龙光两集团军至桂西百色地区整训。1945年3月，所部改为第二方面军，张出任司令长官。这期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溃败，华南战场局势日趋好转，张发奎所部也抓住这一有利间隙加紧整顿，并积极捕捉机会，以期收复失地，一雪败退之耻。5月26日，张部主力收复南宁，6月下旬，克复柳州，7月3日又分兵攻克龙州、凭祥，随拟进兵雷州半岛，大举反攻广州。

【作者】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频道编辑】李晓霞 史成雷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杨洋 蒋玉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5期